万历帝30年不上朝的真正原因是无为而治吗

2020-02-15 21:06:02 来源: 辽宁信息港

万历帝30年不上朝的真正原因:是无为而治吗?

一、少年万历的烦恼

万历皇帝人如其号,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,是明朝在位长的一个皇帝。而同时他也是明朝出土早的一个皇帝,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掘,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发掘的帝王陵,在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里,他的遗骨被付之一炬。作为皇帝,在位时间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,据说当初考古学家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,主要就是考虑到万历在位时间长,陵寝里的陪葬品应该比较丰富。

此外,在位时间越长,赶上的事情也越多,承担的也越大,在万历统治的四十八年里,发生了许多事情,许多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万历时期找到源头,因此史学家们给万历的盖棺定论是——“明亡于万历”。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漫长的统治带给万历的“寂寞身后事”有两个:一是开棺焚尸; 二是遗臭万年。实在是倒霉透了。

明亡于万历,早已是史界定论,大众共识。但是经验语我:凡是轻视古人,将历史事件简单化的看法,多半是不全面的。因此,有必要揭开盖在万历身上的这口大黑锅,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。

在此之前,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万历的成长经历。

万历名讳朱翊钧,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,母亲是李贵妃,他既非嫡出,也非长子,按照明代“立嫡,无嫡立长”的继承法则,他本没有机会登上皇位。但是命运之神却偏偏“垂青”朱翊钧,陈皇后身体不好,没有生育,他的两个哥哥又先后夭折,朱翊钧就以长子的身份取得了皇位继承权。隆庆二年,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,当时他只有五岁。

朱翊钧小的时候聪明乖巧,很会来事。有一天,隆庆皇帝闲来无事

,就在宫中策马奔驰,朱翊钧见此情景上前劝谏:“陛下是天下之主,独自骑马奔驰,万一摔下来怎么办?” 五岁的孩子就知道从江山社稷出发考虑问题,而且寓关爱于批评,表达了对父亲安全的担忧,体现了孝道。隆庆听后十分高兴,翻身下马,与朱翊钧亲近。他一定在心里想:我儿如此懂事,朱家江山后继有人了。

不仅深得父亲的喜爱,朱翊钧也凭借聪明智慧,得到了皇后的认可。陈皇后患病期间,朱翊钧随母亲李贵妃一同侍候起居,皇后听到朱翊钧的脚步声就十分高兴,支撑着病体勉强起身。有时候陈皇后拿出经书考问朱翊钧,朱翊钧都能大声地回答,陈皇后和李贵妃都非常高兴,两宫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摆平了皇上和皇后,朱翊钧登上皇位只是时间问题。四年以后,隆庆驾崩,朱翊钧继位,年号万历,时年九岁。

登上皇位以后,万历受到全方位的“培养”,也受到全方位的管教与约束,太后以培养一代英主为己任,对万历管教极为严格。万历对母亲极为恭敬惧怕,直到大婚以前,万历一直与母亲慈圣太后共同居住在乾清宫,在太后的眼皮下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

工作上主要依靠首辅张居正,张居正精明能干,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,万历只是在张居正的引导下走走程序,参与一些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活动,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学习处理政务。

学习上也由张居正主管,学习内容主要是经书、书法和历史,张居正亲自给小皇帝安排老师,亲自编定教材和讲章,有时还亲自授课。 生活上主要由太监冯保负责照顾,万历称冯保为“大伴”,与冯保形影不离,他的一举一动,也都在冯保的监督之下。

张居正和冯保关系密切,两人又深得太后的信任,太后经常通过两人了解万历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状况,如果万历做了什么错事,张居正和冯保就会向太后报告,太后就会给予万历处罚,有时能罚脆几个小时。

这样,太后至上而下,张居正和冯保至下而上,形成一个铁三角,对万历进行规范,就像一个紧箍咒戴在万历的头上。万历勤奋好学,他把谨天戒、任贤能、亲贤臣、远嬖佞、明赏罚、谨出入、慎起居、节饮食、收放心、存敬畏、纳忠言、节财用十二事写于座右,时时提醒自己。

作为皇帝,万历的一言一行都有极高的道德标准,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约束,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任意妄为,虽然贵为皇帝,但由于缺乏自由,他的生活幸福指数,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,有时连赏赐太监、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套在万历头上的紧箍咒也逐渐有所松动。万历六年,在十四岁的时候,万历举行了大婚,虽然大婚的时间和对象都是秉承母后的意思,但是婚后太后从乾清宫搬到慈宁宫,从此万历脱离了母后的日夜监视。万历十年,长子朱常诞生,虽然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,但自从他当上父亲以后,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。同年,张居正去世,万历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,真正实现了亲政。

亲政以后,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后的张狂与放任,仍然热爱读书学习,他命人把历代祖先的《实录》抄出副本供他阅读,又命令太监在北京城内广泛收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。

这样一个聪明孝顺的孩子,勤奋好学的青年,宅心仁厚的皇帝,几年以后却不再上朝,被称为“万历怠政”,并背上了“明亡于万历”的骂名。

这是为什么呢?

二、明代“国嘴”

思考越少,话就越多;修养越深,性格就越内敛。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,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、中规中矩、深沉内敛,应该说他是明代“温柔”的一个皇帝,甚至有点软弱可欺。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“越看越像老太太!”

与万历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,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,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,不断打着各种旗号,以诤谏的名义,全方位地收拾万历,以至于万历亲政以后,仍然是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”。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,难以言表,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。

万历长期不上朝,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。也许有人会说,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,还怕朝臣抨击,杀几个不就完了?事实上,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,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,是不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的。

对于官员们来说,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,除了万历的放纵以外,还有机制上的根源——言官制度。

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。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,属于一般监督。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,属于专业监督。一个对人,一个对事。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,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,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。御史巡视各地,被称为“道官”,给事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,被称为“科臣”,因此言官也被统称为“科道官”。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,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。

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,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,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,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,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。朱元璋的《祖训》对后世有的权威,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《祖训》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,言官们以此为恃,有恃无恐。

明代讲究名节,许多官员不怕受罚、不惜挂冠而去,拼个鱼死破,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,而官员只要被弹劾,不论是否被冤枉,就会立即主动辞职,直到事情查清为止,以示清白。言官制度有助于惩恶扬善,培养讲政治、讲正气、讲名节的官场文化,孟森认为明代士气之盛,死节之多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

万历早期引起群臣进谏的主要事件是国本之争,即立太子的问题。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,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,大臣们以维护祖制为名,掀起了劝谏的狂潮,这场长时间的君臣拉锯战被称为“国本之争”。

万历不喜欢朱常母子,是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。万历九年(1581年)的一天,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他的母后请安,不巧的是太后不在慈宁宫,慈宁宫的一名年仅十七岁宫女王氏向十九岁的万历献茶,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、姿色宜人,一时冲动宠幸了她。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合适宜,时间是在向母后问安时,地点在母后宫中,人物是母后身边的宫女,事件是淫事,所有要素均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。

明代讲究礼义廉耻,对于饱读圣贤之书的万历来说,这无疑是一件失礼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,在他内心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。然而王氏十分不给面子,竟然暗结朱胎,怀了龙种,将皇帝这点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,令他十分难堪。

身边美女如云的万历怎么会看上母后宫中的一个宫女,而且还有如此高的命中率?他是一时冲动,还是掉进了别人有意设计的陷阱?这位宫女是纯属被动,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意设计?如果说其中有阴谋,她是自己主动勾引,还是秉承太后懿旨?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细节,但我们可以想象,万历肯定对这个“拉链门”事件的女主角有所不满。

慈圣皇太后一直期待着皇长孙的诞生,对于这次兔子吃窝边草的事件不仅不见怪,还十分欣喜,第二年六月,她要求万历承认此事,并封宫女王氏为恭妃,万历本想抵赖,但是太后拿出了太监所记内起居注,他只好承认。八月,被册封升级的王恭妃不负众望地产下了一个儿子,万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

同年三月,年仅十四岁大兴人郑氏被选入宫并册封为淑嫔,在以后的两年里,郑氏依靠她的美貌、聪明以及在歌舞、诗词等方面的良好修养征服了万历,不久就被封为德妃,万历与郑氏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。

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郑氏为万历产下了他们的爱子朱常洵,万历大喜过望,打算晋封郑德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。而先前为万历产下长子的恭妃王氏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,于是宫中盛传万历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,并写有信物交郑贵妃保存。

按照明代“立嫡、无嫡立长、兄终弟及”的继位制度。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的,然而,一旦皇后去世,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,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,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。

“国嘴们”相信万历晋封郑德妃为皇贵妃是为朱常洵接班铺路搭桥,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,要求按照制度和习惯先晋封皇长子朱常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,也有人直接要求“册立东宫”,由此拉开了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国本之争的帷幕。

对于国本之争,大多数人都认为错在万历,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万历很可能有废长立幼的想法,长子朱常是“拉链门”事件的产物,次子朱常洵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,万历心中应该厚薄不均,群臣的批评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。但是按照《大话西游》里唐僧的说法,万历废长立幼只是一个构想,还没有成为事实。况且皇后还年轻,生嫡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,万历并没有违反祖制,所以群臣没有必要搬出观音姐姐(朱元璋),逼迫孙悟空(万历)就范。

当时的文臣中,希望通过刺激皇帝使皇帝记住他们名字甚至希望通过皇帝一顿斥骂、痛打、贬谪而沽取清誉的人不在少数。维护继位祖制,在政治上永远正确,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炒题,那些批评万历的言官动机并不单纯。

万历认为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关系,大臣不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,他斥责群臣“屡借风闻之语”,找他的毛病,而对于“鬻货欺君,嗜利不轨”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,实在是“好生可恶”。对于这类奏章,他说:“此不过欲沽名尔,若重处之,适以成其名”,于是“卷而封之”,这就是万历“不批”的由来。

党争形成以后,言官沦为党争的打手和先锋,其拥有的监察权和话语权沦为斗争的工具,各种冠冕堂皇的议题背后,往往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,令执政者眼花缭乱,进退失据,出现了朝廷大员甚至皇帝被小小言官左右的奇特现象。

万历二十九年冬,万历正式册封朱常为东宫太子,然而国本问题不仅没有因此结束,反而变本加厉,那些在党争中受到皇帝处理的人利用继位问题制造了“《忧危竑议》妖书案”、“《续忧危竑议》妖书案”、“梃击案”等案件,以此打击政敌、转移焦点或是报复皇帝。

与进谏动机日趋复杂化相适应,万历的冷处理也不断升级,由不批发展到不朝、不任免官员,这种“独到”的处理方式,被许多人认为是怠政。

四、无为而治

万历十五年,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,万历宣布实行“静摄”,从此不上朝。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“不朝”,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,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。事实上,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,“万历三大征”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。

“万历三大征”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、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。这三场战争规模大、持续时间长、困难重重,但终取得完全的胜利。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,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,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,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。

在现代社会,决策主要有两个途径:一是召开会议决策; 二是批示公文决策。对于会议,我们现在强调要开小会、开短会,涉及到的人参会,无关人员没有必要陪绑,大范围的全体会议一年也开不了几次。

在明代,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,人多嘴杂,并不适合问政,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时期,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,对于政务的处理,没有什么益处,将其取缔,对于遏制不正之风,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,跟今天有相通之处,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,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(奏折)等渠道。

打开《明史?神宗本纪》可以看到,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,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。赈济荒灾、整顿吏治、平定叛乱、治理河道、发展经济、对外交往等工作,一个也没有少,私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,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,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,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,尤其是“万历三大征”的胜利,尤其来之不易。

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,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,万历作为明朝的老板,每天不上朝,改为“静摄”,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。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,有制度的保证和道家理论的支撑。

明代完善的制度,为万历实行“静摄”提供了条件。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,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,子孙后代长治久安,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,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,集中体现在《皇明祖训》、《太祖宝训》中。在祖训中,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,事无巨细,几近叨絮,在制度法令、机构设置、皇帝的基本言行、百官的行为规范、后宫的操守等方面,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,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络。

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水平,各项制度不仅全面,而且完善,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,极具合理性。以至于清朝几乎全盘照搬明朝的制度,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,发出了“治隆唐宋”的感慨。

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,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,无论皇帝在与不在,官员各司其职,各项政务按部就班,社会运转有条不紊,形成了“神明自运”的统治局面,皇帝无须事必躬亲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,明朝灭亡以后,社会还在有序运行,四川官兵在无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,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。

万历的“静摄”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,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,休养生息。明代道教盛行,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,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,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。来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,问政风格颇为“老道”,一方面是深居简出,多年不上朝;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。万历不上朝,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。

需要指出的是,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,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,实行无为而治,休养生息政策,这才有了的“文景之治”。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,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。万历的“静摄”,同样有利于在“三大征”之后休养生息,恢复国力。

人们常说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“不任免官员”, 导致“官曹空虚”,造成政务荒废。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放到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,这么做有利有弊,不可一概而论。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(御史或是给事中),并非干实事的官员,在党争的背景下,言官是党争的先锋和口水战的主力,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和口水战,十分有效。此外减少言官数量,对精简机构,裁汰冗员,节约行政开支,提高行政效率,也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通过分析我们弄清了万历“不批”、“不朝”以及“官曹空虚”的真实原因,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。万历的“静摄”不仅不是怠政,相反,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、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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